作者：沈阳

开头：从“能不能”到“怎么做”的落地问题

前两篇文章，我们从底层逻辑拆解了境外羁押折抵的制度本质，梳理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规则体系，明确了“应当折抵、不予折抵、可能折抵”三类裁判标准。但对于当事人和律师而言，最核心的问题是：面对复杂的跨境司法环境和规则，该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争取刑期折抵？

本文立足刑辩实务，结合近年司法判例，从证据搭建、全流程操作、量刑辩护三个维度梳理实操方案，为辩护律师、涉案当事人提供可落地的维权思路。

一、司法实践演变：从“严格排除”到“逐步扩大”的裁判趋势

在具体讲策略之前，我们需要先看清司法裁判的整体走向，把握趋势才能精准制定辩护方向。针对境外羁押期限折抵，司法实践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2017年以前，严格保守阶段，多数案件不予折抵

这一时期，法院立足司法主权原则，普遍认为境外羁押是外国司法权的行使结果，与我国刑事诉讼活动无关。除极少数基于双边引渡条约、被判刑人移管案件外，绝大多数境外羁押期间不被折抵，仅在极个别案件中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2018—2021年，探索突破阶段，支持折抵判例逐渐增多

随着跨境追逃追赃工作的深入，“双重羁押”导致的量刑不公问题日益凸显。各地法院开始在个案中探索突破，部分法院依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对与国内追诉直接关联的境外羁押予以折抵，但裁判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

2021年6月至今，类案规范阶段，适用范围逐步扩大

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正式实施，首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专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明确了跨境刑期折抵，不依赖于双边引渡条约的跨境刑期折抵开始在类案中普遍适用。当前，司法实践正逐步突破“电信诈骗”单一罪名限制，向走私、贪污贿赂等其他跨境犯罪延伸，“实质羁押”判断标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二、证据体系搭建：筑牢折抵主张的事实基础

证据是刑期折抵的核心。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折抵主张被驳回，并非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而是因为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律师需积极收集证据，证明“羁押事实、羁押性质、关联性、程序连续性”，特别是锁定“谁羁押、何时羁押、为何羁押”三大基本事实，并注重审查强制措施性质，区分刑事羁押与行政羁押，对非司法机关的羁押行为溯源其刑事属性。

在证据种类方面，律师需重点收集以下三类证据，构建完整的证据链：

境外羁押文书：证明羁押基本事实

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证据，需重点关注：

1.优先收集境外司法机关出具的正式法律文书，包括逮捕令、羁押令、起诉书、庭审记录、境外出具的羁押情况说明等；

2.对于移民局、海关等行政执法机关实施的羁押，需重点证明其刑事司法属性，即羁押本质上是为了配合我国刑事追诉或与境内审判事实具有高度关联性，而非单纯的非法滞留处置。若境外未移交正式羁押手续，可补充遣返移交凭证、出入境移交手续、同案多名被告人一致的口供等，甚至公安机关用于锁定身份的交叉指认笔录。

【典型案例】上海（2025）沪0115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书》明确说明：“四名被告人被遣返时，菲方执法人员未向中国警方移交境外羁押手续，现无证据证明四名被告人在境外因涉嫌本案诈骗犯罪而被羁押以及被羁押的期限。而公安机关对相关被告人拘留、逮捕均发生在相关被告人入境之后，对被告人进行讯问等具体侦办事宜也发生在被告人入境之后，故四名被告人滞留在菲律宾的期间不属于因涉嫌本案诈骗犯罪而被先行羁押的期间，不能作为先行羁押的日期折抵刑期，但本院在量刑时予以酌情考虑。”

我国司法机关请求文件：证明羁押的关联性

若境外羁押源于我国司法机关的请求，将直接落入“应当折抵”的范畴。律师需积极申请调取，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协查通报、引渡请求书、司法协助请求书、跨境警务合作文件等。

【典型案例】(2020)京0101刑初496号何某案：在案证据中的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手续、引渡请求书，证明境外羁押完全是应我国司法请求实施，最终法院全额折抵了271天的境外羁押期限。

双边条约与合作文件：补充折抵法律依据

主动收集我国与羁押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被判刑人移管条约等，重点查找其中关于羁押期限折抵的明确条款。即使条约仅约定“通知羁押时间”，亦可主张作为折抵的法律支撑因素。

三、全流程把控：在每个阶段精准发力

刑期折抵贯穿刑事诉讼全流程，律师需在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动作，避免错过最佳时机：

待返阶段：前置固定证据、衔接内外取证

若案件涉及引渡、跨境警务协作等程序，需提前与境内外办案机关沟通。在境外，及时取得羁押文书和羁押事由相关材料，并做好领事认证等固证工作；在境内，推动办案机关依法调取相关材料，就入境后的强制措施和境外羁押期限折抵刑期达成一致。

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固定羁押事实

当事人被遣返回国后，律师第一时间会见当事人并详细核实境外羁押的起止时间、羁押机关、羁押原因及羁押条件，并向办案机关提交《关于当事人境外羁押事实的情况说明及取证申请》，督促公安机关在侦查卷中补充相关证据材料，避免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后才发现缺漏，却因时间、交接等问题无法补救。

审查起诉阶段：提出书面折抵法律意见

阅卷后全面梳理境外羁押相关证据，向检察机关提交《刑期折抵法律意见书》，明确提出折抵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争取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书中直接确认羁押期限并建议折抵。若证据存在缺漏，可向办案机关申请，依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25条向外国司法机关调取相关证据材料。

审判阶段：举证质证，争取法院采纳

将境外羁押证据作为独立的量刑证据提交法庭，重点围绕“羁押事由同一性、羁押性质刑事性、程序连续性”这三个方面，发表刑期折抵专项辩护意见。

四、量刑辩护策略：阶梯式争取量刑优惠

优先主张“应当折抵”，无法满足时退而求其次主张“可能折抵”，通过量刑综合博弈，将境外羁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刑罚从宽。

争取1:1比例折抵，建立结构化折抵标准

主张参考《刑法》“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的规定，建立“实质羁押”认定标准：只要境外羁押在时间连续性、空间封闭性、人身自由限制程度等方面与国内看守所羁押相当，就应当按1:1比例折抵。

对于限制自由程度较低的强制措施（如软禁、居家监禁），可借鉴《刑事诉讼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折抵规则，主张按2:1或其他合理比例折算折抵。

同时，若境外羁押涉及多个罪名，主张仅折抵与国内指控罪名重合的部分，避免因无关罪名影响整体折抵；若境外羁押程序存在超期羁押、非法羁押等问题，则需全面收集固定相关证据，主张对不当羁押部分也予以全额折抵。

激活酌定从轻情节，无法直接折抵时的替代方案

若法院最终不支持直接折抵，可主张将境外羁押期间作为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

1.强调当事人主动回国，在境外羁押阶段配合境外执法及国内侦查等表现；

2.说明境外羁押面临的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权益保障不足等特殊困难，若当事人在境外羁押期间健康受损、遭遇虐待，可提交相关医疗记录和证明材料，争取法院酌情从轻；

3.将折抵主张与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情节捆绑，向法院提出刑期折抵+酌情从轻的组合式量刑建议，争取更大幅度的量刑减让。

【典型案例】黄某某等绑架案：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参照刑法第十条的规定精神，将境外羁押作为一个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在量刑时予以体现。

结语：在主权与人权之间书写司法的温度

境外羁押刑期折抵辩护，从来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套用，而是证据、程序与策略的综合较量。我们既要坚守法律底线，维护国家司法主权；也要秉持人文关怀，为当事人争取每一份应得的权益。

未来，随着跨境犯罪治理的不断深化，期待我国的境外羁押折抵体系能够进一步细化标准，明确不同羁押性质的折抵比例，统一证据认定规则，完善国际司法协助机制，让公平正义不仅有雷霆万钧的力度，更有春风化雨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