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概要

2021 年至 2024 年期间，王某作为某媒体公司（下称 “A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参与某头部企业（下称 “B 公司”）供应商竞标过程中，为在项目比选、付款流程中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向 B 公司某部门总监顾某指定的资金账户转账，累计支付贿赂款 40 余万元。

2024年底，公安机关以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王某立案侦查。40余万元的行贿金额远超6万元的入罪标准，不起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沈阳律师团队坚信，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应放弃。经持续一年的有效辩护，检察院在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后，最终对王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极致深挖线索 全面有效取证

在此类案件中，侦查机关固定的多是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辩方为争取不起诉的结果，必须积极取证，深入挖掘案件中的有利证据线索。

为此，沈阳律师、王渊律师在接案初期，便密集询问王某、A公司隐名股东、具体业务经办人及银行账户持有人等，从王某与顾某的结识背景、行贿动机与由头、到双方每次接触的时间、地点、内容，逐项梳理案件背景与细节，形成了围绕以下三个维度的线索材料清单：1、资金链路（王某、A公司、银行账户持有人、顾某——四方之间三年多的所有资金流水）2、个人记录（我方所有主体与顾某及其下属的交往情况、微信聊天记录、顾某取款记录等）3、公司材料（A公司股东和实控情况、历年审计报告、王某薪酬及分红记录、员工劳动合同和社保缴纳记录、荣誉奖项、与其他甲方的合同等；B公司的全套入库资料及评价记录、所有合同、工作成果、案涉多个部门及员工的基本情况、压款情况、沟通记录、转款明细以及其他供应商价格、质量等可比资料）。

面对近万页的各类格式材料，沈阳律师团队连续奋战两周，历经四次反馈与补充，在案件移送检察院前，便对全案事实证据进行了全面复盘与固定，梳理出8个方面共计36项具有证据支撑的辩护突破口。

多维度夯实有利情节

多角度充实辩护意见

沈阳律师秉持精细化辩护理念，针对案件背景和案中、案后以及关联案件中有利于王某的情节展开多维度夯实工作，最终形成近50页说理充分的《不起诉法律意见书》，并附200页相关证据材料。

1.案件定性

《刑法》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虽然该规定仅在行贿罪的条款中对勒索型索贿情节作了明确规定，但是从立法精神看，在其他行贿类犯罪中存在索贿情节时，也应适用或认定为从轻、减轻甚至是无罪的情节。

本案中，王某并不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向顾某行贿，而是在已实际承接B公司业务后，为避免顾某的刁难，才被迫行贿。

沈阳律师从A、B公司两个角度出发，结合推文、营销、视频拍摄、小程序制作等项目在供应商之间的价格、条数与内容对比，充分证实：B公司未因与A公司合作而产生任何损失（因王某服务质优价廉，B公司其他多个部门还主动与王某签订其他协议）；A公司实质上未获得不正当利益，且因比选等程序上存在多种因素介入，无法确切认定程序上存在不正当利益获取情况。

未实质性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辩点是本案最终获不起诉的重要原因。

接案初期，王某拿不出任何客观证据证明自己被顾某索贿。在沈阳律师耐心细致地指导下，王某把旧手机修复后还原相关记录，并多渠道收集到了部分佐证。同时，沈阳律师结合其他同案另行起诉行贿人的口供，着重阐述了王某被索贿的事实，证实顾某在相关时段同时向多人索贿，且索贿由头与王某高度一致，具有行为一贯性。此外，还梳理了顾某多次向王某索贿的相关证据线索及逻辑关系，阐明了王某行贿的被迫性。

经多次沟通，检察官在后期举行的不起诉听证会上，最终对该辩点予以认可。

2.自首情节

因贿赂类案件的耦合性特征，自首是贿赂类案件程序性辩护的利器。根据《刑法》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公安机关对顾某立案在前，对王某立案在后。王某找到沈阳律师时认为，其虽在立案前就已向B公司说明了相关情况，但因B公司监察部门承诺不追责等原因，其在B公司所做笔录中被迫承认了某些并不属实的核心情节，且公安机关对其所做口供继承了上述说法，其在后续笔录中虽有意解释，但未能还原真相，其担心前后笔录如有实质性差异，无法被认定为自首。为此，沈阳律师根据王某回忆，比对前后笔录差异，向其详细解释了自首的法律规定，建议其充分回忆相关事件原貌，在后续笔录中坚持还原事实真相。在后续笔录里，王某坚定信念，就相关案件环节作出说明与更正，未影响其自首情节的认定。

3.单位犯罪

公安机关认为本案属个人犯罪，不是单位犯罪。但商业行贿的入罪门槛，个人行贿数额是三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是二十万元以上，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本案认定金额40余万，若按个人犯罪定案，无法定性为“情节轻微”，难以获得不起诉结果，但若能改为单位犯罪，则符合“情节轻微”的标准，不起诉的难度将显著降低。

为此，沈阳律师团队从单位行贿的主体特征、A公司的实际股东构成、经营状况，以及行贿所体现的单位意志和利益归属等方面，详细整理相关证据，论证了本案系单位犯罪，获得了办案人员的认可。

4.单位谅解

案件事实已然发生，律师所能做的，是尽力还原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材料。然而在诸多案件中，案后情节同样不容忽视。

尽管受贿人所在单位通常并非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但若其能出具《刑事谅解书》，表明合作过程顺利，成果符合合同约定，谅解行贿人并恳请办案机关不予起诉，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打消检察机关不予起诉的顾虑。

本案中，B公司系头部公司，有一定影响力，且与A公司项目款项尚未结清。沈阳律师团队并未局限于就案办案，而是循序渐进地指导王某与B公司同步商讨尾款支付与谅解书出具事宜。经过多轮策略性协商，B公司出具了谅解书，证实过往项目均已按协议要求完成，不存在任何纠纷，且恳请对王某不予起诉。

5.金额认定

本案中，公安机关认定行贿金额为40余万元。沈阳律师在阅卷后，对涉案金额予以逐项核对，发现行贿款项与A、B公司合同金额、付款节点、结款数额之间无明显对应关系。

本案中，王某与顾某无事先合意，在顾某索贿前，A、B公司的所有业务合作均规范开展，且A公司服务质优价廉，部分资金收款时，对应金额的服务已完成，合同已结束。彼时，顾某既未索贿，王某也无行贿意愿。即便王某在顾某索贿时拒绝索贿要求，该部分收款也不会受到影响。

此外，公安机关调取的部分项目，在实质上和程序上均与行贿无关，相关合同并非顾某推介或参与评标，涉案的总体合同金额应予调减，且明确系索贿的金额亦应予以调减。

日前，王某在签署不起诉《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参加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案件听证会。在充分听取王某的供述和沈阳律师的辩护意见后，检察机关最终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王某不起诉。

结语

沈阳律师团队在刑案辩护中，始终坚守在证据和法律适用两方面“侦查式取证，精细化辩护”的原则，全身心投入，不断为当事人及家属带来惊喜。